王永德老师

王永德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教数学的，当时也就三十出头，中等个，长方脸，为了爽快长年留着板寸，眼睛不大，眼珠微微有些发黄，嘴唇薄而宽，牙齿显得又多又白，进出一辆旧自行车，从右侧上。

同学聚会时有个评价他说，依王老师的性格当年该教高中，而叫我看竟是该当军人。从军的确曾是他的理想，可惜因为色弱体检被刷下来，遗憾之大以至十几年后依然壮志未酬地向我们这些小毛孩子抒发胸臆，大概与此有关，他把一些治军方略引入课堂，七行八列的学生俨然一队整装待发的小兵：上课铃一响，王老师疾步而至，左转，立定，打开花名册，任选一列，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依次回答问题，要求象报数一样既快且准，不能打哏，否则就“零分，坐下！”这种令人难堪的鸭蛋几乎人人尝过，结果也不影响成绩，可并非所有孩子都能承受这种鞭策，很多人深以为苦。王老师还有一招特色，那就是快速抢答，题目抛出以后看谁算得最快，谁算出来谁喊，我因为数学学得好，所以很喜欢抢这个风头，全没想过如此张扬会给其他同学带来什么压力，王老师自己似乎也不在意，或者干脆就是追求这种大比武的效果。

适应王老师的节奏不仅需要成绩，而且限于性格，恰巧我两者兼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我本来就是天性，象忠实的小狗，还有什么比得到自己钦敬之人的喜爱更令人高兴的呢？我几乎拿士为知已者死的劲头努力完善自己，因为王老师当众宣布：

“咱班将来要是有一个人考上清华北大，那就是梁郁。”

可我照单全收的喜兴劲儿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终于让他忍俊不禁，在一次家访时感慨说：

“别人听到表扬都感到害羞，低着头不看老师，就梁郁，当时就咧嘴乐了。”

是啊，那时我是多快活！而且凭着快活一下猜透了他的严厉，从此以后即使犯什么小错栽他手上，挨批时也敢偷看他的眼睛，不就这点事嘛，而且……我不怕你！再训，再训就要笑了。这么厚的脸皮，王老师也绷不太久，很快变成亲切的谈话，“行了，走吧，下次不准再犯。”

因为喜欢，我记住了许多与教学无关的细节。王老师很喜欢游泳，有一次独自从傅家庄海滨游上远处的小岛，因为恢复体力小睡了一觉，谁知睡过了头，醒来后四周空无一个，太阳也下山了，夜海风吹过来，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岸显得那么远，他说他很害怕。

和姜校长的交情也很让我羡慕。其实我能知道什么，不过是看到两个大男人常有话说，不象例行公事，也许是从没见过成人友谊的缘故，总觉得他比其他老师更有人情味儿，他们虽然微笑，可是彼此冷淡。

还有那次拜年，撞见他手忙脚乱地忙活孩子。

初三伊始，王老师突然派到进修学院学习去了，姜校长先代了几课，很快便安排了新班主任。这是一位刚从外校调来的女老师，姓张，四十多岁，也教数学，大儿子和我们同届，就编在我们班上。她很要强，也很容易激动，急于在新环境和儿子面前树立威信，象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妇女一样，她有一种付出一切并控制一切的母性的霸气，教课非常认真，有洁癖，板书一丝不苟，凡事都有规矩，日本时期的破旧地板也要我们用蜡油一点一点擦得锃亮。教学方面她更侧重中等学生的课堂反应，人又爱笑，所以很快得到大家的拥护，班里开始有种改朝换代的热闹景象。我虽有些失落，暗中也没少和王老师比较，可并没觉得不好，更没想过抵触，人生总有几件憾事，这个我懂。可不知为什么，张老师还是拿我开刀了。

起初是因为自习课讲话，虽然不只是我，被人拿住也没什么好说的，凡事都抓典型，算我倒霉，可她不该借题发挥，当众暗示我有早恋倾向。在我严厉方正的性教育里，早恋几乎就是坏女孩的同义词，是低级趣味的象征，是不正经的少年版，即使到了青春萌动的年纪，一切也都出乎自然，绝无半点杂念。我觉得自己被大大地污辱了，还有什么批评比这更叫人羞愤的呢？！我不想也不会隐瞒情绪，受伤的心灵更是突发一种批判精神，第一次，我放弃了仰视，转而用种尖利的目光把一切讥笑成漫画。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批团员落选，三好学生也给撸了，因为挨批太多，小红旗不够，而我多么地热爱荣誉啊，多半都是为它（老师喜欢，处处名列前茅）才努力的，其次才是含义不清的科学家理想。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折磨中，数学成了我最大的牺牲品，尽管成绩方面一时看不出来，但我自己知道，浓厚的兴趣早已变成厌恶，客观如此，主观上也推波助澜，我竟是要用放弃来气老师，堕落成一个其蠢无比的自虐狂。一年一度的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又开始了，我凭以往的成绩顺利当选，结果名落孙山，而其余几位同学都有不错的表现，最后一点自信也动摇了。

夏天到了，雷雨特别的多，仿佛内心的风暴。我久久地望着窗外，看雨水疾扫而过，扑上窗子，然后再冷冷的、悄无声息地滑落，高大的刺槐不堪重负地披垂着枝叶，远远叹息着忧郁，空气中布满水汽，真憋闷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独自站在实验室外空无一人的走廊上，推开窗户，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些扭动挣扎的闪电，雷声不断从头顶滚过，惊起又炸灭无数恐惧。

真孤独啊。

王永德老师回来了，可情况并无好转，他想继续接手我们，学校以临近中考为由未予采纳。我因为近期的失败感到对不起他，面也不敢见，而且用了初中生那种最拙劣的方法，看都看见敢，硬是远远地躲开。一次，我正迷迷糊糊地在操场上闲逛，突然和他打了个照面：

“梁郁，老师不教你了，就连话也不说了吗？”

我愣在那里，嗫嚅着，不知如何是好。

多少委屈和思念啊。

王老师等了一会儿，见我老不作声，失望地笑笑，转身走了。

我真想大哭一场，他肯定把我当成人走茶凉的势利小人了。

中考结束，数学只考了八十几分，差点不到平均分数线，看着那张难度不大的考卷，人人欢欣鼓舞，只有我心里一片茫然，简直没有一题做到底的。好在这场惨剧王老师是看不见了，暑假后他办理了调动手续。我升入本校高中，继续和张老师碰面，我从不避她，她更事过境迁地主动打着招呼，本来就没什么，后来听说只是因为她转来时我不象其他同学那么热情。大一那年我也给她寄了贺卡，很长时间一直被好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还说什么呢？

只有王老师从此沓无音信。

我不大相信命运，但很相信因果，回首往事，来程历历在目，而他恰似一块高耸的界碑，永远矗立在我荒芜了的脆弱激烈的少年时代。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我以为，正是后来弃医从文的辜负才使鲁迅如此感念滕野先生。

对不起了，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