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回忆
又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介绍一位大面积心肌梗塞,心脏停跳十分钟的男子如何在医护人员的及时抢救下有幸逃脱死境．
姥姥六年前去世，也是因为心肌梗塞，直到整理遗物时母亲才在抽屉的一角发现了那张半年前的诊断书，姥姥一生隐忍，想必那时病就已经很重了，我们却毫无所知，大量的保健康复消息直到姥姥走后才被深深的悔意聚集起来，一次次出现，一次次击中我们．
姥姥是我出事后突然衰老的，此前她一直很硬朗，头发刚有些花白，整齐的牙齿，身板笔直，一天到晚手脚不闲，爱干净不絮叨，谁都说她一点不象七十岁的老人．我和弟弟都是姥姥一手拉扯大的，母亲常说我们跟姥姥比跟她亲，也许真是这样．出事前我正热衷减肥，爱吃零食，脸色也不够好，姥姥就晒了满满一桶地瓜干给我磨牙，说是比外头买的干净，她还根据偏方泡了一坛山枣洒，让我喝了补血．从小到大，这种日复一日、润物无声的关怀给了我和弟弟最需要的自信，爱的自信，但在不懂感恩的岁月和年纪，我就知道带着这种自信兴冲冲地往外跑，错失了多少了解和欢娱姥姥的机会。
90年出事以后，父母被一封电报叫到北京，原以为只是骨折之类的外伤，打算带我回去休养，谁知竟一呆就是两年，弟弟当时也在北京读书，家里就只剩下姥姥一人，旧房已经拆迁，全家暂住父亲学校，厕所在老远的操场上，外出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陡坡，节假日和放学后永远只有一片空荡荡的寂寞，母亲使劲安慰自已，说比住楼房好，多少总能得些老师们的照应，我不敢搭腔。
91年暑假，学校组织部分教师到北京旅游，姥姥硬是坐了十七个半小时的硬座跟了来，而且不顾晕车，当天上午就跟我们去了给我按摩的大夫家，她和母亲先上的楼，等父亲背我进去时，屋里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因为是经常碰面的病号和家属，当时也没在意，后来母亲才哭着告诉我，那天一进屋姥姥就给大夫跪下了。
姥姥年轻守寡，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又因为早年过世的姥爷曾经给日本人开过车，为此错划成历史反革命，一辈子吃了不少苦，不过她们从来不在我们跟前提起往事，直到八十年代盛行伤痕文学及影视剧，母亲看了经常唏嘘不已，我才多少猜测到一些隐情。和母亲不同，姥姥始终保持了一种温和镇定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象盐一样溶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成长中的心灵增添不少韧劲，后来当我自已也真正经历磨难的时候，这种气质更是突显出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我想着姥姥，尽量不让自已尖酸颓废。
而姥姥竟然为我跪下了。
在我面前姥姥一直都很平静，既不流泪也不急着安慰什么，虽然很多事情因为怕她伤心以前都是瞒着她的。后来读埃文斯的《马语者》，看到安妮惊悉女儿截肢时的反应那一段：
“也许纯粹是因为罗伯特先崩溃，所以决定了她的态度。他哭泣，因此她不。总得有个人撑住，否则他们会全被这浪涛卷走。”
当即想起姥姥，想起她持续一生的支撑。
当我们放弃了万分之一的希望和一万分的努力回到家时，姥姥已在两年多的身心煎熬 里精疲力尽了，就连代表她精气神、向来一丝不乱抿在脑后的头发也干蓬蓬地起了毛。弟弟开学前给她买了台彩电，可姥姥忘了音控钮的位置，那张牙舞爪的声音至今针扎一样刺在脑海。还有那只烧黑了的小钵，姥姥每天用它煮饭，再胡乱对付点小菜就是一顿，怪不得她那么瘦，我摸着她的手，“人老了就是讨厌，皮都能揪起来。”她岔开话题，不让我流泪。
听说我们回来了，姥姥提前搬进了新房，没有电话，也没有熟人，有一次拉肚子连着好几天起不了床，最后实在挺不住去敲对面邻居的门，恰好女主人是位热心的医生，给了些药，这才挣回一条命来。
依姥姥的性格，她绝不会为了形容自已的艰难告诉我们这些，这是回家以后，为了不让我们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好人们一一告诉我们的，姥姥一生助人，却始终把别人的善心看得很重，一个劲嘱咐我们要找机会报答。
家里决定简单装修一下房子。噪音，寒气，操心受累，为了赶活儿油匠们整天大开着窗户，那年的冬天也来得特别早，才十一月初就大风降温了，全是心脏病的大忌，而我们只想着赶快把家安顿好，然后再慢慢享受团聚，即使经历过不测，我们依然以为来日方长。
九二年十一月十日。
天气预报说是又有寒潮，父母想趁这个周末渍点酸菜，姥姥准备好午饭，也拿了把菜刀下去帮忙。不到半小时，一阵凌乱的楼梯响，父母把脸色煞白的姥姥搀了回来，姥姥边喘边说心口疼，坐在门边的小凳上一动也不能动。母亲直问上不上医院，姥姥疼得厉害，又不愿麻烦人，只说先躺一会儿----这成了母亲日后永久的内疚，“唉，这两年人都呆傻了，哪知道现在叫车这么方便。”地板还没刷完，冰箱等大件正好堵在姥姥门口，轮椅过不去，我只觉得无能的悲哀。
有段时间姥姥的心口疼稍缓了些，甚至在母亲的劝说下吃了点面条，虽然全吐了，我们还是以为这是好转的迹象，姥姥坚持再躺一会儿就好，催父母把剩下的活忙完。
“借人家大锅，赶紧弄利索了。”
“再把红花油带给楼下大嫂，她的脚崴了。”
我蒙头躺在床上，这是出事以后养成的习惯，想无可想之时只好退到最后角落，最大限度与外界隔离，谁知竟睡着了。再出来时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墙上的挂表不知悲喜地走着，把一切木然走成过去。
父母进门的声音。
一阵惊呼，接着喊对门的大夫。
大夫说，姥姥已经去了。
姥姥，您叫我了吗？
假如您在最后的意识里想到过我，应该只有叹息吧。
．．．．．．
来祭奠的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都是坎啊，这么走也是一种福气。”
母亲说：“头天晚上我妈还特意告诉我，寿衣在阳台的箱子里，好象有预感似的。”
不知为什么，对这种司空见惯的、宿命式的自我安慰我却突然感到很烦，其实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哭个不停的母亲只会叫我更加自责和手足无措，她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接受事实罢了，而命运正是所有弱小人类的共同创造和无奈。也许是过于震惊，很长时间我都无法真正相信姥姥的离去，经常要花时间确认这个事实，而每一次确认都是一次新的打击，周而复始，甚至来不及彻底悲伤，那感觉有点象不懂事的孩子，别人告诉他妈妈死了，他大哭一场，可是当时并不真正了解死亡的含义，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想要妈妈了，痛苦才刚刚开始。
不管怎样姥姥都已离开我们六年了，没有遗言、没能尽孝的永别使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大家习惯了独自回忆，而那些幽微细秘的记忆却象一群飘忽不定的海鱼，日益随时间之流向远方的遗忘迁徒。
“风沙起时／乡心亦起／风沙落时／思念却无处将息。”
姥姥有件豆沙色的毛衣，特地找出来穿了几天，那几天的心情便格外温柔沉静，甚至死亡也不再那么可怕，即然姥姥已在那个时空。
当回忆逐渐湮没成感觉的时候，想起姥姥，依然在悲凉的人生底子上望见她慈爱尊严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