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兼职编辑·瘫痪车

临时工——兼职编辑——瘫痪车。这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加诸于一个残疾女子身上，便演绎出一串半尴不尬的故事。经历过这些在别人看来极为平淡的故事，多少也使这个残疾女子受了点伤，但不是很严重，不足以使她激越起来超越极限，也不至于就此颓丧，陷入哀怨或幽闭的境地；她只是生活得更切实、更坚忍，对于手中的生命更加爱惜。这个残疾女子就是我。

1991年，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我被分配在一家基层机关工作。因周围几家大企业均已倒闭，职工纷纷下岗，每天出入于这家工资“旱涝保收”的机关单位，就成为附近一道令人羡慕的风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我能在这家单位工作，便常常被人说成是“命好”，似乎我一个残疾女子混上个“铁饭碗”，是占了老大的便宜似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命好”的运气的，一个残疾人偶尔“命好”一把，就令人难以置信。一次，我乘公共汽车去市区办事，正巧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与我同车。她问起我现在有没有工作，我说出了那家机关的名字，她不以为然地说：“像你这样的临时工，一个月给多少钱？”我并不以为自己能混上个“公务员”的名称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所以民不屑于去矫正她那“临时工”的说法。在一个对残疾人有偏见失看来，像我这样的人没在街头乞讨或卖报，那么不做临时工又能做什么呢？还有一次，在单位的大院里，一位上级部门做民政工作的同志看到我，他颇有同情心地对身边一位女同志说：“像她这样的人，就得咱们养活了。”照他的说法，我做临时工也没有资格了。

“兼职编辑”的封号是一家报社的社长赐给我的。有一次这家报社招聘编辑，我便打电话询问像我这样的身体状况能否参加应聘，接电话的人说可以考虑。我便带着剪报本和获奖证书去应聘。主考编辑是一位热心的同志，他看了我的文章后十分赞赏，主动带我去见社长。社长冷眼打量我一番，而后换成一副很有感情的表情说：“我很同情你，可是我们这里不收残疾人。”我力陈一个有志向、有毅力的残疾人是能够做她他所热爱的事业的，比如〈齐齐哈尔日报〉的记者敖红，是坐在轮椅上去采访的；再比如河南〈大河报〉的记者阮晓星，独自摇着轮椅去闯沙漠……见我执迷不悟，社长神秘地笑笑说：“这样吧，就让你做本报的‘兼职编辑’吧。”那种施舍的口气就像一个阔人将一块啃剩的骨头丢进乞丐的饭碗。然而，我太喜欢搞文字工作了，记得大学毕业时给同学的纪念册留言，在“理想职业”一栏里我统统填上了“编辑”。那么为了我的理想，兼职就兼职吧。于是就顾不上细究那位社长眼角笑纹的含意，急切地问：“兼职编辑从事哪些工作呢？社长忍住笑说：“就是你投稿给我们，写得好我们就发表。”这回我弄清了社长笑容里的嘲弄。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写了文章交给报社去发表的人该叫做“撰稿人”的如果这也可以称做“编辑”，那么我已是不下十家报社的编辑了！我不是来乞求施舍和同情的，我只是力求凭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生存环境更接近理想中的状态，对于一个残疾女子，这真的是奢望吗？

至于“瘫痪车”，文明一点的叫法应该是“轮椅”，是失去行走能力的残疾人的代步工具。但我坚信，但凡能凭借自己的脚走路的残疾人，是不愿坐到轮椅上去的。我虽走起路来左倾一下、右倾一下，像一只断翅的鸟，但还是愿意用自己残疾的脚一步一步走好人生的路。可是有些人不这么看。在我上班的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个貌似善良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总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对我说：“你弄辆瘫痪车坐坐。残废人不是都坐瘫痪车吗？”他对残疾人如此不尊重，便休怪我对他不敬了，故而我一忍再忍之后冷冷地回敬他：“你那么喜欢瘫痪车，但愿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

这些平淡的小事情，大多数残疾朋友都经历过，而留在内心的感触也许并不那么平淡。我的一个残疾朋友说：“如果我们的公民不再因为残疾人有个好工作有可观的收入而认为这是对残疾人的施舍，那么欠的社会就向更文明的方向迈进了。”而我还要说：“真正人道的社会，应该是让每个人的正当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同时，让每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应有的尊重，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施展。”做为一个残疾者，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